“石上无佛，琢出斯形；石上有佛，未琢斯冥。风谡谡兮柏青，水湛湛兮石冷。是石是佛，一灯营营。”
明崇祯曾官至兵部右侍郎、总督蓟辽军务的河南虞城范志完刻在龙窝寺摩崖上的这一偈文，将龙窝寺的镇寺之宝石窟和柏檐石壁奇观可谓颂至骨髓。
“龙窝寺在县治（天长古城）西南二十里小龙窝乡西，大龙窝乡东。寺周群山环列，石壁嶙峋。古柏纷攒石罅中，旁生侧出，俨若虬龙，苍翠苁茏，饶有奇趣。寺址位于山之东北麓，东西两端各建石阁一，中间为燕晋往来之驿路。”从此民国二十年脱稿的《井陉县志料》所记看，尽管其只述了龙窝寺的自然，尽管其对石窟只字未提，我觉得在井陉称其为一隅胜景也毫不夸张。然而这一胜景或许是因其违背了深山藏古寺之论，曾经的“古柏崖生，梵宇楼台”（ 清雍正《井陉县志 》）在沧桑巨变中早已荡然无存，但当年的龙窝寺犹如驿路上的驿站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文人墨客歇脚和尽情借景述怀之所，且留在摩崖上的所述所怀借助世人对石佛的敬仰幸存至今。
石佛雕刻于石窟之中，均为高浮雕，大小共 47 尊，分雕于十四个石龛中，大者高米余，小者只有0.30米。佛像的雕刻无论从雕刻艺术水平还是开凿时间（专家定为宋代早中期或定为唐晚期）或许比不了龙门石窟、云岗石窟等名窟，但浓厚的地方风格是其它名窟不可取代的，这大概是其于1993年被定为省保的原由。
龙窝寺建于何年无史可考，依清雍正《井陉县志 》所载“传神龙断路，货郎仗剑斩之，至隆庆间，大雨冲出枯骨一窖，约数百斤许”看，明隆庆（1567——1572）前世人所传可谓有龙无窝，隆庆间方显龙窝。事实上，明嘉靖间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河北藁城人石缶（1464-1528年）就曾作《游龙窝寺》七绝一首：“石磴嵯峨偶一登，尘埃身到白云层。万山舒尽平生眼，欲把闲心付老僧”。即此时龙窝寺已存在。
龙窝寺虽建在了车水马龙千年不绝的燕晋往来官道边，但创建者并非出于争取香火的考虑，而是此地“千山积翠合，半壁出香台。巧借人工就，奇疑鬼斧开。相厝何壮也，石室更幽哉。徙倚此中味，尘心顿作灰（明崇祯李栖鹏龙窝寺题刻）。”不过，其毕竟未能远离尘世，“昔年仗钺此经过，今日重来访曲阿”的清代曾任内阁学士、礼部侍郎、都统等职被世人戏称之为“败保”的胜保，面对仕途的起起落落，心中虽有“白云层层出深山，依旧青山云不还。底事无端作霖雨，出山哪若在山间”之愿，但进入佛堂，想到的依然是“几家茅舍缘荫浓，打麦声声水碓舂。立马高岗西望处，夕阳不断万山重”的美好尘世。
龙做为国人心中的一种特殊情结，几乎是人人敬而讳之。龙窝寺现存的名人石刻中，唯有着“三代帝王师”之称的山西寿阳祁隽藻作了一首与龙相关的诗：“龙窝寺底老龙眠，龙洞深藏别有天。但愿兴云作甘雨，莫教余怒决平川”。
龙窝寺给了这些文人墨客无限的遐想，但各个身居高官，留给龙窝寺的不过是匆匆的即兴之作。而明代布衣赵郡新河诗人、画家宋登春与龙窝寺之缘可称得上是文坛佳话。宋登春，字应元，自号海翁，晚居江陵天鹅池，更号鹅池生。据《国朝献徵录·鹅池生宋登春传》载：其曾居井陉龙窝寺。一日寺内“瓶粟罄矣，寺僧厌苦之，生曰：‘僧母窘我，我试绘一小图，持至市中当得粟’。巳而果鬻粟五升”。以此，他再不会令寺僧厌苦，但其以“侵粟不尽不更绘”为信条，导致“市人争欲得生绘”，“担粟请寺门相目”。彻底打乱了他入佛门求静之心，使“生不能堪”，不得不避至城外“樵苏所不至”的山楼。
“暂供烟霞消暑处，夜眠长唱紫芝歌（清康熙范可铨龙窝寺题刻）”。访佛者无异是生活造就的不自信者，而佛并不能改变只在夜眠时长唱“富贵之畏人兮，不如贫贱之肆志”的人，范志完对佛不能说没有感悟，最终因割舍不了富贵被崇祯处以斩刑，而向往夕阳不断万山重的胜保，尽管后来成为了慈禧太后“垂帘听政”的朝廷大员，最终也未摆脱被主子下令自裁的恶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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